國家力量和各種文學勢力，

在怎樣的交互關係中，

決定著文學制度的建立與運作？

文學制度的運作，

又在怎樣的歷史過程中，

決定著「當代文學」的生成與展開？

　　文學，從來就不是只關乎個人心靈的純自足領域，現代文學是民族國家與現代化意識型態的一部份，更形成了現代文學制度。但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對文學制度的研究往往預設結論，把文學制度看做國家意識型態的工具。



　　本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把文學制度看做一個各種文學勢力訴求博弈的場域，國家意識形態也只能是這個場域特定的一部分，從而觸及到新中國文學制度的複雜性和豐富性。



本書特色



　　本書清楚地梳理了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的建立，以及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的運作是如何影響當代文學生產等重要問題。

序�於可訓

導言



上編　新的文學制度的建立

第一章　文學組織制度的建立

第一節　文藝機構的設置

第二節　稿酬制度演變小考

第三節　「道」、「勢」與身分：單位制度下的文人生存



第二章　文學出版制度的建立

第一節　出版社的國有體制

第二節　文藝刊物的編輯制度



第三章　文學批評制度的建立

第一節　批評與自我批評

第二節　文學批評與流氓主義



第四章　文學接受制度的建立

第一節　左翼文學「讀者」概念的演變

第二節　接受制度的創建、運作及異變：一項基於《文藝報》的考察



下編　制度介入與當代文學發生及展開之關係

第五章　組織制度與文人群體的新陳代謝

第一節　流亡者、合作者和「盛世遺民」：新制度下國統區文人的分化

第二節　通俗文人（一）：鴛鴦蝴蝶派

第三節　通俗文人（二）：中國共產黨的傳奇作家

第四節　延安文人及其體制性再生產

序



於可訓



　　研究文學制度，或者說從制度的視角研究文學，是近些年來的一個熱門課題，其理論根據，還是中國傳統的「知人論世」。從作家的視角研究文學，偏重於「知人」；從制度的視角研究文學，則屬「論世」。這種研究文學的方法，在西方屬於社會歷史研究方法的範疇，也是很傳統的。當然，一些後起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在涉及文學問題時，也會談到一些與制度有關的問題，如福柯的知識社會學理論和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等。「知人論世」或社會歷史的研究方法，屬於文學的「外部研究」。即研究文學文本以外的一些環境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這種研究方法，以前習慣於談論一些諸如自然條件、文化習俗、經濟基礎、社會變遷之類的問題，失之於泛，如今集中到具體的制度問題上，得之於專，所以近些年來，頗為一部分學者所喜好。



　　從制度的視角研究文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學制度研究，是從今天的文學制度中，抽取出一些單項元素，如管理、出版、傳播、接受，乃至教育、社團、期刊、稿酬等，用以研究既往時代的文學，或別一國度的文學，以說明其所受這些制度因素的影響。但這種制度研究所涉及的單項，因為並非僅僅屬於文學制度的構成因素，而是普遍的社會制度或文化制度的組成部分，所以並不能真正深入地說明文學問題。狹義的制度研究，面對的則是文學制度的全體，或者說是一個已經完形的制度。文學這種精神界的花朵，就植根於這個制度的苑囿之中，它的生長和發育，無一不受這個制度所提供的氣候和土壤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綜合的、有機的、整體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就能較深入地說明文學問題。對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問題，尤為適宜。



　　中國現當代文學，是一種逐漸制度化的文學。這種制度化，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主要表現為文學有賴於一個普遍存在的文化市場生存，這種文化市場不是古典式的，以官、私刊刻為生產手段，依靠趣味共賞、訴諸同好來維持文學的消費和流通，而是附屬於一個整體的、在先被稱作資本主義、如今被稱作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舉凡文學的生產、出版、發表、傳播、流通、接受、消費等等，都有賴於這個文化市場的仲介，通過這個文化市場才得以實現。所以，研究現代文學制度，就不能不關注這個文化市場，以及與這個市場緊密相聯的種種制度性因素。



　　新中國成立以後，現代文學生存其間的這個文化市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主要表現，便是它的屬主，由原來被稱作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體制或市場經濟體制，變成了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體制。這個變化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是一個經濟制度問題，但實質上卻是一個整體的社會政治制度的變化。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變化，所以，研究這期間的文學制度，就不能不關注這個整體的社會制度的變化問題，尤其是在其中起著根本性的決定作用的政治因素。這種起決定作用的政治力量，不僅僅造就了一種新型的社會制度，同時也構造了一個附屬其下的文學制度，中國文學由是進入了一個制度化的時代。這種文學制度生成於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在其後的十餘年間，漸趨一統。雖然「文革」當中，被「徹底砸爛」，但「文革」後又恢復重建，延續至今。近六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就是生存於這個統一的文學制度之中。變化只在於，「文革」前的十七年，這個制度的一統化程度較高，「文革」後則迭經改革，諸般皆有所鬆動。但這個制度的存在，畢竟是一個事實。所以研究當代文學制度，自有其獨特的意義和價值，也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據。



　　但凡一個制度的誕生，總有一個複雜的過程。尤其是由前一種制度，轉換成後一種制度，或由無形的制度，變成有形的制度，抑或從非制度化到制度化，總要伴隨著一種歷史的陣痛。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有許多極為複雜、極其艱難的滌除、開創、蛻變、組合的事件發生，以及因此引起的諸多矛盾和鬥爭。如宇宙之大爆炸，胚胎之初養成，一切生命的原質，和影響後來的生長、發育，乃至異變、絕滅的基因，無一不孕育其中。展示這樣的過程，揭示其中的關鍵和細節，如探究宇宙生成、生命誕生，尋其根而溯其源，總一知而百惑解，當代文學之種種隱曲幽微、詭譎迷奧，豁然顯矣。



　　與此前學者所做的現當代文學制度研究不同，張均博士的當代文學制度研究，旨在論析當代文學制度的發生，揭示在這個過程中，種種社會政治力量（權力）的作用，以及因這種作用而導致的文學內外各種勢力之間的博弈，正是這些勢力集團（包括其中的個體）之間的博弈，使當代文學制度不至於在人們的印象中，僅僅是一些無生命的機構、規則和政策條文，而是一個個「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恩格斯語）的個體或集團活動著的歷史現場。從這個意義上說，張均是人化了文學制度研究，或曰把文學制度研究，還原成了人的研究，即構建制度、操作制度和被制度所構建、所操作的活生生的人的研究。這是張均博士的一大發明，一個創舉，也是本書獨特的價值和魅力之所在。相信它的出版，會為文學制度研究開闢一片新天地。



　　張均博士與我有師生之緣。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他曾在我門下攻讀碩士學位，畢業後從事實際工作多年，在中山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又轉而到我這兒做了兩年博士後研究，這本書就是他在博士後階段的研究成果。在書稿交付出版之際，囑我寫幾句話作為紀念。



　　是為序。

乙丑年冬至於武漢大學寓所